苏州GDP全国排第7，但为何存在感并不高？

原标题：苏州GDP全国排前列但为何存在感并不高

近日，苏州发布了《2017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初步核算，201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

虽然未完成冲击2万亿的目标，但随着上周天津滨海新区“挤水分”将2016年GDP从10002.31亿调整为6654亿后，苏州2017年GDP总量超越天津或是大概率事件。

而在2016年，苏州的GDP就高达15400亿元，位列江苏城市第一，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七。从人均GDP来看，2016年，苏州的人均GDP为14.5万元，仅次于深圳，位列全国第二。

应当说，不管是从城市GDP、人均GDP来看，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排在全国前列，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一线城市的实力。但现实是，很多人对苏州经济强市的地位感知并不强烈，苏州还缺少与准一线城市相匹配的强大影响力。

问题出在哪里？诉诸资料与经济学分析，我认为苏州经济存在感不强，有以下几个理由。

苏州内部经济整合性较差

首先，苏州并不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它更像由一个主城区和几个下辖城市组成的一个比较松散的城市群。其四个下辖市张家港、常熟、昆山、太仓都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它们与苏州主城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却不高。

相比于主城区，这些下辖城市与上海、南京等周边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即使是主城区之一的吴江区，也是2012年刚刚并入苏州的，与主城区的其他部分相比，还是相对独立的。

这种较低的经济整合程度，让苏州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难以拿出一张统一的经济名片。而如果不考虑下辖市，只考虑主城区，苏州的GDP就只有八千亿左右。如果再刨去吴江区，剩余区域的GDP就只有六千多亿，这样的经济体量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是很难形成影响力的。

相比之下，与苏州并称“天堂”的杭州，在经济整合程度上就要好得多。

虽然在历史上，现在的杭州版图也是由杭州主城区和几个下辖市一起组成的。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杭州已成功地将这些下辖市并入主城区，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体化。正是这种一体化，让“新杭州”能够在全国以统一形象示人。加上几个大互联网公司的影响力加持，虽然杭州在GDP上不如苏州，但是给外人的感觉却有着更重的经济分量。

难摆脱“大上海”阴影

苏州距离上海只有84公里，高铁车程只有半个小时。与一线城市上海在地理上的接近，让苏州享受到了很多的“外溢作用”。但与此同时，却也让苏州很难摆脱“大上海”的阴影。

事实上，很多企业都选择将总部设在上海，而把厂房设在苏州。这样，这些企业虽然在苏州产生了大量的产值，但这至多只能算是企业“身体”运作的后果，而企业的“大脑”依然在上海。

体现在产业结构上也是如此。与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50%的杭州和南京相比，苏州仅为47.2%，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其知名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承载的也是第二产业。现在是经济转型期，长三角大量的制造业未来会向中西部转移，那里有更低廉的物价以及人力成本，因此，苏州正在丧失其优势。

这从苏州与杭州、南京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可找到端倪。2016年，苏州GDP总量虽排全国第七，但7.5%的增长率落后于杭州的10%，也落后于8%的南京，全国范围内只能算中等。

苏州缺乏机场等基础设施

城市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与外界的经济联系状况，体现联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交通状况。

目前，全国很多城市为了发展交通，都修了机场。而作为经济强市的苏州，则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机场。

尽管由于周边的上海、无锡等地都有了机场，因此机场的缺失并不会对苏州的对外交通构成太多的实际障碍。但是，缺席航班目的地列表却着实让苏州坐失了对外宣传的机会。在品牌营销的时代，宣传需要的是无孔不入，苏州在全国交通版图上的劣势，也让其丧失了很多宣传机会。

在种种因素之下，即使苏州能有更高的GDP，其在经济上的话语权也很难提升。

不过，话说回来，城市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让生活更美好，如果一座城市能让人感到幸福、感到满足，这也够了。

□陈永伟（《比较》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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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地方自曝GDP注水 分析称另有四省市数据存疑

原标题：揭开地方GDP下修的迷雾（海通宏观姜超、于博、陈兴）

来源：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摘要

三省下修GDP。随着我国经济由过去追求增长的高速度转向注重增长质量，GDP增速目标也被逐渐淡化，很多省份开始着力挤压过去经济数据中存在的水分。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核减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当年总量的26.3%，并且核减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天津滨海新区也同样对16年GDP有所修正，而辽宁早在17年1月就已承认11-14年经济数据存在“水分”。

数据下修背后，孤例还是共性？

虚高并非孤例，四省数据存疑。经济数据的虚高并非孤例。根据新京报报道，审计署已披露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存在虚增财政收入问题，中纪委巡视反馈结果也点名批评内蒙古和吉林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除内蒙古外，被点名省份近年经济发展增速普遍处于中上水平，但财政收入增速显露疲态。

重视警示特征，从辉煌到没落。存在问题省份其实具备某些共性：首先，这些省份大都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期，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动能切换，显得后劲不足，经济增速纷纷回落，给出的GDP增速目标也一降再降；其次，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而投资拉动经济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因此这些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普遍偏高。如16年辽宁和内蒙古两省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38%、31%，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被点名的云南省以43%的负债水平高居第三名；最后，经济数据“掺水分”似乎也并非毫无端倪，宏微观数据的背离有时值得仔细推敲。比如辽宁12年GDP和财政收入增速在短暂下跌后迅速企稳，甚至有所回升，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却全年保持负增长。这似乎是“注水”宏观经济数据时，微观企业利润没有相应“调整”。

数据缘何虚高？投资驱动陷阱。以往地方政府政绩“唯GDP论”，存在做高GDP的冲动，经济数据的水分也长期存在，如各省GDP增速加权均值远高于全国GDP增速。而工业投资作为地方拉动经济的主要抓手，融资主要依赖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构成的财政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要构成的基金性收入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而13年融资来源均出现变化：12年后经济下行带动财政收入下滑，令财政支出增速放缓；国五条出台令地产销售大幅滑坡，带动基金性收入增速下滑；13年下半年政府整治非标融资，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受限。由此，“财政收入—融资来源—工业投资—GDP—财政收入”的循环难以持续，高增长目标下，做高GDP和财政收入似乎成为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择。近几年GDP增速考核淡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16年地方政府换届，局面有所改观。

下修影响几何？

短期经济承压，修复需要时间。经济数据下修势必对短期经济形成冲击。以天津和内蒙古为例，16年下修部分占到全国GDP的0.8%。若算上此前下修和已点名的辽宁等7省市，16年GDP占全国比重将达到17.6%。要经过长期的调整才能缓慢恢复，以辽宁为例，15年之后辽宁GDP增速就降至2%左右，1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到17年才重新恢复到2%左右。

债务压力上升，倒逼财税改革。但经济和税收数据下修削弱了偿债保障，令地方债务压力上升。GDP下修后，天津、内蒙古地方政府债务/GDP均显著上升。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传统依靠举债支持工业投资大幅扩张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而推进财税改革，扩充地方税源，显得刻不容缓。

1.三省下修GDP

随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由过去追求增长的高速度转向注重增长质量，GDP增速目标也被逐渐淡化，而统计执法日益趋严，官员审计责任需终身负责。因此，很多省份开始“自曝家丑”，着力挤压过去经济数据中存在的水分。

根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承认政府财政收入存在虚增空转，工业增加值也存在水分。根据财政审计部门的核算，16年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核减530亿元，占当年总量的26.3%，相应地调减17年预算收入目标至1703亿元，并且，核减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约占16年内蒙古GDP总量的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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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内蒙古之后，“天津广播”在其微博中披露，由于将GDP统计口径由注册地改为所在地，滨海新区2016年GDP由10002.31亿元下修为6654亿元，2017年其GDP预计7000亿元，同比增长5.2%。因此，16年滨海新区GDP在天津占比也由修正前的56.1%调减至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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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17年1月，时任辽宁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对外承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问题。据人民日报报道，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累计虚增财政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 。而15年财政收入和16年GDP累计同比增速大幅下跌，意味着“挤出”经济数据水分，因此，16年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额等多项指标未达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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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下修背后，孤例还是共性？

2.1 虚高并非孤例，四省数据存疑

虽然目前“大大方方”披露经济数据水分的省份只有辽宁和内蒙古两省，但其实经济数据的虚高并非孤例。根据新京报报道，审计署在17年第三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中发现，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15.49亿元。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结果也点名批评，内蒙古和吉林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除已主动核减经济数据的内蒙古以外，被中纪委和审计署点到名字的其它省份，近些年经济发展增速普遍处于中上水平，但财政收入显露疲态。17年3季度，除了东北地区的吉林省GDP增速低位运行外，其它三省均高于全国中位数水平，重庆和云南两省甚至排在全国前五。但4省财政收入增速却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云南勉强超过全国增速0.3个百分点，吉林省财政收入甚至是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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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视警示特征，从辉煌到没落

既然虚高并非孤例，那么，这些存在问题的省份是否具备某些可供警示的特征呢？

首先，这些省份其实大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近些年来由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显得后劲不足，经济增速也纷纷回落。比如内蒙古在07-09年间GDP增速曾领跑全国，年平均增速18%，在07年甚至达到过19.2%的水平，高于当年全国增速5个百分点。天津在10-13年接棒内蒙古连续“霸榜”，年平均增速15%，而辽宁在07-09年间经济增速也排名前列，年平均增速达13.8%，远不是如今的垫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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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省份增长的后劲不足，可以观察到在每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的GDP增速目标也是一降再降。我们统计了12年至17年间GDP目标增速的下降幅度，内蒙古从12年的15%降至17年的7.5%，以7.5个百分点的降幅远超其它省份。吉林、辽宁、天津、重庆等省份GDP增速目标下降幅度也普遍偏高，如天津和重庆下调在3个百分点以上，而同处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只有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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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的比值来看，这些省份大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重庆近年来GDP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就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有关，其16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比值约为0.9左右，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0.8。像内蒙古和辽宁等已暴露经济数据问题的省份，在06-10年这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其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约超过全国水平10-2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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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拉动经济面临资金来源的问题，因此这些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普遍偏高。以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与GDP比值来看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情况，我们发现，经济数据出现问题的省份负债率较高，前期靠举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弊端逐渐显现。如16年辽宁和内蒙古两省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38%、31%，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被点名的云南省以43%的负债水平高居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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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数据“掺水分”似乎也并非毫无端倪，宏微观数据的背离有时值得仔细推敲。比如辽宁省已确认11-14年间的数据“水分”较多，观察这一时期，我们发现，该省12年初经济增速大跌，12年1季度较11年1季度GDP增速大幅下降2.6个百分点，但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在短暂下跌后迅速企稳，甚至有所回升，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却全年保持负增长。这似乎是“注水”宏观经济数据时，微观企业利润没有相应“注水”。顺着这条线索，13年工业企业利润因低基数反弹超过11年高点，而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却一路下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并不是说就此能够断定一省的经济数据质量，也不是说该方法可以按图索骥地来查找其它省市的经济数据“水分”，并且，这样的抽丝剥茧也难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这里仅是作以提醒：不能仅以孤立的宏观数据涨跌来判断经济走势，通过勾稽关系对数据的相互印证和推敲才能经得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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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缘何虚高？投资驱动陷阱

不难发现，各省经济数据“虚高”主要表现为GDP、财政收入等宏观数据注水。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以往地方政府普遍存在“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绩“唯GDP论”风气盛行。因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做高GDP的冲动，经济数据的水分也长期存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各省GDP增速加权均值远高于全国GDP增速。08-12年间，两者之差始终保持在2%，直到近几年才重回1%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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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工业投资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抓手，其融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三块：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构成的财政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要构成的基金性收入，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其中财政收入意义重大。一方面，财政收入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因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的规模和成本。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财政赤字率目标下，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财政支出的上限。

而在13年，这三块融资都发生了明显的逆转。首先是12年后经济下行带动财政收入下滑，并带动财政支出增速放缓；其次是国五条出台，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地产销售大幅滑坡，并带动基金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后是13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整治非标融资，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受限，也同样拐头向下。由此，“财政收入—融资来源—工业投资—GDP—财政收入”的循环难以持续，在高增长的目标下，做高GDP和财政收入似乎成为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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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观。一是中组部于13年12月初发布了《改进地方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该文件的主旨是淡化GDP，增加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指标，并加强政府债务考核，强化任期审计和离任追责，地方政府的“GDP冲动”有所缓和。二是13年来，地方政府普遍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纷纷下调GDP增速目标。但即便如此仍显得捉襟见肘，13、14年未完成年度增速目标的省份数大幅上升，14年几乎是全军覆没。三是16年地方政府纷纷换届，“淡化增长目标”的力度进一步提升，从此前的“适应性下调增速目标”演变为“主动挤出经济数据水分”，地方官员得以甩下包袱轻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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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修影响几何？

3.1 短期经济承压，修复需要时间

经济数据下修势必对短期经济形成冲击。以天津和内蒙古为例，2016年两省市GDP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29%和2.32%，而下修部分分别占两省市GDP的18.7%和15.6%，即下修部分占到全国GDP的0.8%。若算上此前下修的辽宁，以及审计署点名批评的吉林、云南、湖南和重庆，上述7省市GDP占全国比重将达到17.6%，不容小觑。

经济恢复需要时间。要经过长期的调整才能缓慢恢复，以辽宁为例，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负增长后，辽宁省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于17年9月回升转正。而从GDP增速来观察，15年之后辽宁GDP增速就降至2%左右，1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到17年才重新恢复到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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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债务压力上升，倒逼财税改革

但经济、税收数据下台阶，实实在在的削弱了偿债保障，令地方债务压力上升。从16年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与GDP的比值看：辽宁为38.3%，高居全国前列；下修GDP后，内蒙古将从31.3%上升至37.3%，天津将从16.3%上升至20.0%；而被审计署点名批评的吉林、云南、湖南和重庆，其16年地方政府债务率分别为19.6%、43.0%、21.6%和21.1%，普遍高于各省的中位数（21.1%）。

在下调目标增速的同时，地方经济、财政数据仍在大力去水分，反映的是地方财政收支的捉襟见肘——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传统依靠举债支持工业投资大幅扩张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财税改革，扩充地方税源，显得刻不容缓。